“六十条”集中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实际?行得通行不通?还有些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这就需要再拿到干部和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这是毛泽东历来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广州会议后,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阿道夫·希特勒出生在一个中下等人家,但却有着与一般劳动人民家庭所不同的经历。
  
  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奥地利人,祖祖辈辈住在瓦尔德维尔特尔迪,这里位于多瑙河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边界之间,丘陵起伏,森林密布,有不少农家村庄和小块农田。虽然距离首都维也纳只有50英里左右,却有着一种穷乡僻壤的景象,就像奥地利生活的主流没有经过这里一样。这里的居民性格保守执拗。但希特勒一家人却与众不同,有一种不能安定下来的气质,总是要想从这个村庄搬到另外一个村庄,从这个行业改做另外一个行业,和亲戚们的关系都比较疏远,而在同女人的关系上,喜欢过一种罗曼蒂克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海关小职员第三次婚姻中所生的第三个孩子。1889年4月20日晚上6点半,呱呱落地,出生在勃劳瑙镇一家名叫波麦的小客栈里。父亲是个私生子。考虑到他的出身和早年的生涯,很难想象有比他更不相称的人来继承俾斯麦、霍亨佐伦家族皇帝和兴登堡总统的衣钵了。
  
  阿道夫一家都有一种古怪的脾气。祖父约翰·希特勒是个打短工的磨坊工人,为了招揽活计,整天价在下奥地利各个村庄走村串户。1824年,阿道夫·希特勒的祖父同当地一个穷人家的姑娘成了亲,婚后5个月生了个儿子,因为不足月,加上生计困难,没过多久,母子二人先后夭亡了。从此,老约翰·希特勒又过起了鳏夫生活。18年后,老约翰在杜伦绍尔做工的时候,又娶了一个47岁的农妇,名叫玛丽亚·安娜,她是施罗尼斯村庄的人。这位夫人,虽过烟花盛年,但她的私生活并不检点,在结婚前5年就生了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这就是纳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的真正父亲到底是谁?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约翰·希特勒,有的说不是,但这都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过约翰娶了这个女人之后,并没有按着当地的习惯,把这个儿子正式登记,因此,这个孩子长大后,人们都叫他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
  
  安娜1847年去世,此后30年,老约翰销声匿迹,不知漂流到何处去了。直到他84岁那年,约翰才在瓦尔德维尔特尔迪认子归宗。他在三个旁证面前,向一位公证人宣誓,他就是阿洛伊┧埂お施克尔格鲁勃的父亲。从此以后,阿道夫父亲的合法姓名就改为阿洛伊斯·希特勒了。自然这个姓氏也就传给了他的儿子。
  
  对此,多思善想的德国人曾有种种推测和评论。有的说,如果这个84岁的流浪汉在他妻子去世30年后没有突然出现,承认自己是年已39岁的儿子的父亲的话,阿道夫·希特勒的姓名就成了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了。这个姓氏由德国南部人读起来,声音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希特勒本人似乎也承认这一点。他曾告诉他少年时代的一位密友说,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姓氏在他看来非常粗鄙俗气,既不好听,又累赘拗口;而希特勒这个姓氏既顺口,又好记。因此,没有比他父亲改姓更使他高兴的了。
  
  阿洛伊斯的母亲早逝,父亲常年在外,因此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是由他叔父扶养大的。阿洛伊斯成人之后,起初在希皮塔耳村学做鞋匠,但是他像他的父亲约翰一样,喜欢游荡,缺乏固性,不久就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谋前途去了。到18岁的时候,他在萨尔斯堡附近成了奥地利海关的边境警察,9年后提升为海关小职员,当时就娶了个海关官员的过继女儿安娜·格拉斯尔-霍勒为妻。夫人给他带来了一份小嫁妆和社会地位。但是,这次婚姻并不美满。论年龄,女方不仅比丈夫大14岁,而且身体虚弱,一直没有生育。16年后两人就分居了,再隔3年,在1883年,她就去世了。
  
  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是个好色之徒,在与妻子安娜·格拉斯尔-霍勒分居前就与一个年轻的旅馆厨娘弗朗席斯卡同居了。她在1882年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小阿洛伊斯,这就是希特勒异母同父的大哥。在发妻去世后1个月,他就同厨娘正式结婚,3个月后又生了个女儿,名叫安吉拉。第二次婚姻历时也不久,不到1年弗朗席斯卡就因肺病死亡。
  
  阿洛伊斯生就的桃花运,在二房夫人去世6个月后,就同他的外甥女结婚了。新娘不是别人,正是抚养他成人的并为之过继的亲叔父的外孙女。姑娘名叫克拉拉·波尔兹尔,年方25岁,比她的舅舅丈夫年轻23岁。那时舅舅和外甥女结婚,这不仅在东方被认为是不合伦理的,就是在男女社交开放的西方国家也是少见的。当时村中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舅舅甥女配婚姻,年龄悬殊笑煞人,生儿育女乱了套,伦理体面全丢尽。”因为阿洛伊斯是克拉拉的舅父,他们要结婚,必须申请教会批准。其实这位海关职员在第一个妻子在世时,就以膝下空虚为名把克拉拉领来做过继女儿,当时他就生了歹意,打算病妻一断气就娶克拉拉为妻。这件事情所以拖到1885年1月7日才办,主要是在克拉拉满16岁到了合法结婚的年龄时,就发生了阿洛伊斯正式改姓和继承叔父(克拉拉的外祖父)遗产的事。在这个节骨眼儿,舅舅和外甥女结婚,怕被人耻笑;此外,也许因为阿洛伊斯在这时与厨娘弗朗席斯卡已同居。因此,这桩婚事就被推迟了。在这种情况下,年已20岁的克拉拉一气之下就离开舅舅家到维也纳去当女佣人了。
  
  在克拉拉与舅父结婚刚满4个月,就生下了头一个儿子古斯塔夫,不幸在襁褓中夭折,1886年生下第二个孩子爱达,也没有活成。阿道夫是阿洛伊斯第三次婚姻中的第三个孩子。以后,阿道夫的母亲又接连生了两个弟弟。阿洛伊斯一生结过三次婚,生养了七个孩子,但只养活了三男一女,其中阿道夫·希特勒是全家”最出类拔萃”的了。
  
  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马茨尔斯伯格(后来正式改名为阿洛伊斯·希特勒),在一生中有好多年一直在吃官司。根据德国作家海登的记载,他在18岁时因偷窃而被判5个月徒刑,20岁时又因为同一罪名被判8个月的徒刑。他最后搬到德国住,结果又继续出事。1924年,阿道夫因为在慕尼黑举行政变而身陷囹圄,阿洛伊斯在汉堡因为重婚而被判6个月的徒刑。直到国家社会党执政后,阿洛伊斯的境况才好了一些。他先在柏林郊区开了一家小啤酒店,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搬到首都繁华的西区维登堡广场。从此顾客盈门,买卖兴隆。
  
  阿道夫的异母同父的姐姐安吉拉是个漂亮的姑娘,年轻时嫁给税务官拉包尔,后来姐夫死了,希特勒把她接到德国来替他管家。她于1936年离开了他,又嫁给德累斯顿的一位建筑教师,当时希特勒已是德国的总理兼独裁元首,对姐姐的离去很不高兴,据说连结婚礼物也没有送。姐姐安吉拉是一家中唯一同阿道夫来往密切的人。不过还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安吉拉的女儿,也就是希特勒的外甥女吉莉·拉包尔,一个美丽的少妇,不久阿道夫就同她发生了爱情。正是:舅舅爱外甥女是门风,阿道夫·希特勒步父行。
  
  希特勒就是诞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并在这个家庭中受到熏陶和影响。在他年满六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到一家公立的学校念书。恰好这年正是希特勒的父亲从海关退休的时候,那是1895年,刚好58岁。在此后四五年中,这个按捺不下心的靠养老金为生的人,在林嗣附近的许多村子里搬来搬去。到他儿子12岁的时候,已搬了七个地方,换了五个学校。希特勒在兰巴赫附近的本笃派修道院学习了2年,他参加了唱诗班,选了唱歌课。据他自己记载,他梦想将来做牧师。
  
  11岁的时候,阿道夫被送到林嗣上中学。这需要他父亲破费一点钱,也说明他父亲有志让儿子走自己的道路–做个公务员。但是,这却是做儿子的最不想做的事。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才11岁,不得不第一次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我不想当公务员。”他对纳粹党的副领袖赫斯讲述了他当时的思想:
  
  我不要当公务员,不,不。我父亲为了要使我热爱这个职业,对我讲了些他自己一生经历中的故事,但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适得其反。我一想到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被剥夺了自由,不能再自由支配我的时间,不得不把我的一生花在填写各种各样表格上面,心中就感到作呕。……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我的父亲听后吃了一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什么画家?艺术家?”
  
  他疑心我发疯了,也很可能他以为听错了或者理解错了我的话。但是一等到他弄清楚了以后,特别是他意识到我不是开玩笑以后,他极其坚决地反对这个打算。
  
  ”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剩一口气,我决不答应!”我父亲决不改变他的”决不!”而我却加强了我的”决心!”
  
  这场斗争第一次表现了希特勒倔强的性格,这种性格日后终于使他克服了看来是无法克服的重重障碍和困难,而促使了他狂妄野心的发展;而且使反对他的人目瞪口呆的是,这种意志使得德国和欧洲盖上了一个无法抹去的烙印。
  
  希特勒后来说,这次冲突的一个结果是,他在学校里就不再好好念书了。“我想,我父亲发现我在中学里成绩不好以后,就会让我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是否愿意。”
  
  34年以后写的这段话,可能有一半是为他学习成绩不好辩解。希特勒在小学里成绩一贯良好。但在林嗣中学里却坏得异乎寻常,终于在没有得到应有证书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学到距林嗣相当远的希太尔州立中学,他在那里呆了不久,没有毕业就离开了。
  
  希特勒在学习上的失败,使他后来耿耿于怀,常常嘲笑教书”先生”,嘲笑他们的学位、文凭和学究气。甚至在他临死前34年在最高统帅部里忙于军事战略、战术和指挥大的战役的时候,他也常常在晚上同他党内的老伙伴闲谈时挖苦他年轻时的教员如何愚蠢。这个疯狂的天才,这时已是亲自指挥部署在伏尔加河到英吉利海峡的几百万大军的最高统帅了,他的这种聊天内容还有一部分保存在《希特勒秘密谈话录》里:
  
  想到担任我的教师的那些人,我就觉得他们大多数是有点疯癫。称得上是好教师的人是例外。这种人居然有权阻挡一个青年的道路,使人觉得真是可悲。(1942年3月3日)
  
  我们的教师都是专制魔王。他们一点也不同情年轻人;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要填塞我们的脑袋,把我们变成像他们那样的博学人猿。如果有学生显出一丝一毫独创性,他们就要无情地折磨他,我所认识的一些模范学生,后来在社会上都失败了。(1942年9月7日)
  
  在希特勒的学生时代,唯一给了他强有力的、后来证明是有决定性影响的是林嗣中学的历史教员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他的家乡在南部同南斯拉夫人接壤的德语边疆地区,他在那里遇到的种族纠纷的经历,使他成了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虽然波伊契博士给他的这个学生的历史分数只是”中”,他却是希特勒热烈赞扬的唯一教员。希特勒后来写道:
  
  我有幸遇到了一位很少的人懂得的……去芜存精的原则的历史教员,这对我后来的生涯也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林嗣中学我的教师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身上,这个条件得到了真正理想的满足。他是个温和但是严格的长者,不仅能够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吸引我们的注意,而且也能够使我们听得出神。即使到今天,我还怀着真正的感情怀念这位头发斑白的人,他的激烈的言词,有时能使我们忘记现在,好像变魔术一般,把我们带到了过去的时代,穿过重重的时间之雾,使枯燥的历史事实变成生动的现实生活。我们坐在那里,心里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流泪……他利用我们萌芽状态的民族热情作为教育我们的手段,常常唤醒我们民族荣誉感。
  
  1903年,希特勒的家庭发生了重要的变故。1月3日,他的父亲阿洛伊斯·希特勒因肺出血溘然去世,享年65岁。他的病是在早晨散步时发作的,几分钟以后就在附近一家客栈里死在一个邻居的怀里。当他的13岁儿子看到父亲的尸体时,不禁痛哭失声。希特勒的母亲当时42岁,住在一所简陋的公寓里,靠不多的积蓄和养老金抚养两个遗孤阿道夫和保拉。她秉承丈夫的意愿,百般劝说儿子好好进学校读书,继承父业,但希特勒却比以前更加坚定,下决心不愿干这个行业。阿道夫继续荒废他的学业。
  
  希特勒常常说此后的二三年,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他不愿上学,母亲又劝他去做工,学一种手艺,他却陶醉在将来做艺术家的美梦里,整天在多瑙河畔逍遥闲荡,享受”空虚的舒服生活”。虽然体弱多病的母亲靠微薄收入很难维持生计,年轻的阿道夫却拒绝出外谋生来帮助母亲。用任何正当职业来维持哪怕是他个人的生活,对他来说却是想也不愿想的,而且毕生如此。
  
  希特勒虽然下定决心要做艺术家,但是他在16岁的时候,已经热衷于政治了。当时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匈帝国境内的所有非日耳曼民族已经有了强烈的憎恨,对于凡是日耳曼的一切,都有着同样强烈的热爱。16岁的希特勒,已经成了一个死不悔改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
  
  尽管过了这么久的闲荡生活,他似乎很少有一般少年所有的无忧无虑的心情。据希特勒少年时的密友库比席克后来回忆说:”他处处只看到障碍和敌意,他总是碰到什么东西同他作对,总是同世界闹别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把什么事情看得很开的。”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厌恶学校的青年人忽然喜欢起读书来。他参加了林嗣成年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学会,大批大批地借阅图书。他的少年友人回忆,他总是埋头在书堆里,其中最喜欢阅读的是关于德国的历史和德国神话的著作。
  
  到了1906年,希特勒满17周岁后,林嗣这个小城市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了。金碧辉煌的巴罗克式的帝国首都维也纳,就开始向这个野心勃勃、幻想驰骋的青年招手了。于是,他带着母亲和亲戚们凑的一些盘缠,到这个大都市混了2个月。虽然维也纳日后成了他一生中度过最惨淡岁月的地方,惨到几乎流落街头,但是他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维也纳处处使他目眩神迷。他成天价在街头闲逛,兴奋地瞻仰环城路附近的宏伟建筑,在博物馆、歌剧院、剧场中所看到的景象使他眼花缭乱,如醉如狂。
  
  在这里,他想完成他当艺术家的宿愿。1年以后,1907年10月,他又回到首都来参加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这是他要实现做画家的梦想的第一个实际步骤。他当时年方18,充满希望,像一匹野马,但是这种希望因为成绩不佳而马上化为泡影。但希特勒并不死心,次年又试了一次,这次由于他的绘画太差,根本没有让他参加正式考试。后来,他又想进建筑学校,也终因学业不济,没有去成。这些,对于这个野心勃勃的青年来说,仿佛是晴天霹雳。
  
  真是祸不单行,又一个噩耗向他袭来。这时,他母亲又患了致命的乳腺癌。于是,他就回到林嗣。自阿道夫离开学校以来,多灾多难的母亲和姐姐凑钱供养了他达3年之久,但他却一点成绩也没有。1908年12月21日,林嗣开始披上圣诞节的盛装时,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去世了,两天后她被葬在利昂丁丈夫的墓边。对于这个19岁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个可怕的打击。他说:”我敬畏父亲,却爱母亲,她的去世使我的宏愿突然不能实现,贫困和残酷的现实迫使我作出一个迅速的决定:我面临着想办法谋生的问题。”
  
  想办法!他无一技之长,又一向轻视体力劳动,从来没有想靠自己的劳动赚一分钱。但是他并不气馁。他向亲友告别,发誓他若不得志,决不回乡。正是:浪子狂游寻天堂,野心勃勃去他乡。

  原来的廉亲王,如今的民王允禩——阿其那,已经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他原本就身子虚弱,自从弘时下令逐出了所有的太监宫人之后,他这里换了一批粗手大脚的太监,和遭到宫里黜斥的老宫女。这些人不仅不懂得一点儿规矩,更不愿意来这里侍候这位失势的八爷。他的家人,甚至连妻妾子女们全都不能过来服侍他。他要独自一人来承担痛苦,承担心事,承担那本来应该下人去办的事情。这事若放在普通人家,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在他这位养尊处优、大半辈子都是颐指气使惯了的王子身上,可就了不得了!从三月初,他就患上了噎食病,不能吞咽任何东西,一吃就吐。在这里守护的人,根本不把他的病情当回事儿;而太医们更是随便开点药,敷衍塞责一下就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现在可真是全都体验到了。

  刘少奇带头作调查。他深入到湖南农村,

  此刻,这位人见人爱,也人见人怕的八爷,正和衣躺在西配院的一间厢房里。这里原来曾经是下人们住的地方,那张勉强可称之为“床”的,其实只是一个高榻。不过,这倒很随了允禩的心意,因为在这里他能够看到窗外。人一旦失去自由,看看外边就是一种无形的享受。他和隆科多的待遇不一样,这个圈禁他的高墙大院,有着上千亩大,几千座房屋。就是这间小得不能再小的房子里,他也可以看到从前临窗垂钩的花园和鱼池。而且除了银安殿外,他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他想住到这里,一来是要回避过去的记忆,二来是想吹一吹凉风,使自己的脑子能清醒一些。现在他望着外头的海子,老柳树还是那样的绿,水面上还是碧波涟漪。只是由于长久没有打扫,水面上浮了许多树叶败草罢了。他忽然有了新的发现,原来有了这些枯叶败草散落在水面和小径上,倒平添了许多雅兴。如果当夕阳西下之时,他能在这小径湖边上走走看看,岂不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那不是比自己原来走着的、净得一尘不染的路,更富有诗意吗?想当年,自己为什么要有那个洁癖呢?如今重病在身,想走也不能举步了。唉,糊涂呀!

  先后在宁乡、长沙的几个生产大队,主要调查食堂问题、退赔问题、社员房屋问题、山林问题等。四月十一日,在长沙与毛泽东会面,就农村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刘少奇这次调查,历时四十四天,其中有三十天住在农村。

  弘时和旷士臣其实早就来了,与他们同来的还有那个落拓书生张熙。弘时是因不愿意有更多的人知道他的行动,才让这两人陪着他来看八叔的。这时,他看到八叔身子似乎是动了一下,便上前轻轻地叫了一声:“八叔。”

  毛泽东十分关注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广州会议结束后他为什么一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离开广州,就是为了等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来,听他们下去以后群众对“六十条”有些什么意见。毛泽东听完汇报第二天就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准备到长沙再听湖南省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反映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

  允禩用呆滞的目光,在屋子里搜寻了好大一会儿,才看到了弘时。不过,他也就这么看了一下,就马上又闭上了眼睛。

  他从广州出发的时候,正是广东插秧季节。他在火车上细心地观看铁道两旁农民插秧的情况,发现插秧还是太密,便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问几个农民,那几个农民都赞成六寸乘六寸的插秧密度。①毛泽东说,瞎指挥生产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是由于没有生产知识,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八叔,”弘时满脸是笑地走上前去说,“侄儿奉旨来瞧瞧您。”

  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停靠于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毛泽东听了一段汇报后说:“这只是公社、大队这两级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毛泽东特别嘱咐,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毛泽东问:“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张平化回答:“群众还是肯讲真话。”毛泽东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②

  允禩略微移动了一下身子说:“你来了就很好。你带来的是丹顶红还是孔雀胆?要是用黄绫布,这屋子太低,而且我已没了力气,得找几个人来服侍才行。”

  对于一个中央文件,毛泽东采取如此慎重的态度,经过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征求意见,从“大跃进”以来,实属罕见。以后,毛泽东越来越看重“六十条”,把它当作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八叔,您想到哪里去了?”弘时听着他这如说家常一样的话,直觉得浑身起栗,“八叔放心,绝对没有那事,也永远不会有那种事的。万岁爷每天都在惦记着你的病情,他不方便,才叫侄儿代步来看看您的。”

  毛泽东谈话结束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多了。第二天(四月一日)他要在武昌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立即赶赴武汉。他对张平化说,他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以下乡为主”。

  允禩只是不屑地一笑,却什么也不想再说。

  毛泽东在武昌呆了七天。四月一日,会见外国客人。三日,同王任重谈话(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六日,同周恩来谈今年的经济计划问题。在短短七天中,毛泽东游泳两次,跳舞两次,这种情况同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大不相同。说明他的健康情况比较好了,心情也比较好了。经过这一段调查研究,情况更加明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政策心中都有数了,看到了中国农村以至整个国家经济形势好转的希望。

  弘时端起面前的汤碗看了一下,见那里面只不过是一些残存着的藕粉渣子,便高声叫人吩咐道:“去,叫你们这里的管事来一下。”

  四月八日下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回到长沙。

  不一会儿,一个管事太监跑了进来,向弘时请安说:“三爷,不是他们无礼挡驾,还要验看爷带来的东西。实在是因为事先没有接到内务府的札子,不知道爷是奉了密旨的……奴才向三爷谢罪了。请三爷体恤我们当下人的难处……我们是什么人也不敢得罪的呀!”

  四月九日,在长沙专列上,毛泽东先后与张平化、胡乔木谈话,从晚上七时半谈到十一点二十分。他们俩都刚从乡下调查回来,带来许多具体生动的第一手材料,谈困难,谈问题,也没有多大顾虑。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插几句话。

  “别人不敢得罪,就拿我来开刀,是吗?”

  张平化反映,在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一个是供给制,一个是食堂,一个是粮食定购问题。关于粮食定购,他说,生产队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缴大队的、缴给国家的粮食数都定下来,其余都是生产队的,这样就有个奔头。

  那太监更是慌乱地说:“不不不,三爷听错了,我说的是……”

  讲到食堂问题,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哩!”张平化说:“现在看来不见得。”毛泽东肯定地说:“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弘时头不是头,脸不是脸地训斥着:“我不是说的这个。你们要明白,八爷永远是八爷,他就是绑赴西市,上了法场,你们也还要向他执奴才的礼。杀头时,刀上也还要带上皇封标记,这就是圣人说的天理!好嘛,爷我几天不来,你们就自作主张地这样糟践八爷,还得了吗?你瞧瞧这里,地不扫,碗不刷,茶也不倒,你们干的是他娘的什么差使!”说着,他把半杯残茶全泼到那太监身上,又狠狠地啐了他一口说:“去,倒一壶好茶来!从今天起,人分三班,昼夜轮流地在这里侍候着。你们也知道我现在就管着韵松轩,我一个条子就能打发你们到乌里雅苏台去。滚——都给爷滚远点儿!”他说着朝那太监头儿又踢了一脚。

  张平化汇报供给制问题时说:“现在初步地可以说,供给部分超过百分之三十,肯定不必要,过去搞那么多是错了。估计百分之十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毛泽东说:“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百分之三十是多了,这不是真正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基本原则是两条: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将来所谓公,靠什么呢?靠积累,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公社就不要搞积累,恐怕两年、三年之内,新的公社就不要积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现在划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调,这个你们要议一下,万万不能再平调。如果认为没有家底又去平调,那可不得了啦!”

  张熙简直看呆了。他万万想不到,这位说话和气,待人亲切的三阿哥,发起脾气来,竟是这样的怕人。这时,却又瞧见弘时已经伏在允禩身边,极其耐心地说着:“八叔,您尝尝,这是侄儿给您带来的蛋糕。”说着,他把蛋糕分成了极小的块儿,一点点地往允禩嘴里送,“八叔,您觉得好吃吗?要是您能受用,赶明天,我再给您带来点儿。”

  由于社、队规模划小,又加大了生产小队的权力,原来人民公社的那个“大”字,事实上已被否定。这回毛泽东又说,所谓“公”只是表现在积累上,而且两三年内又不能搞积累,这样,原来的那个“公”字,事实上也发生很大变化。对人民公社制度,毛泽东没有否定。但它的内容,不论在体制方面,还是分配方面,以及农民的生活方式,同公社化运动时大力宣传的那个“一大二公”,是大大地不同了。

  “我还能有明天吗?”允禩气息微弱地一笑,“我的昨天和今天已经被你的父皇剥夺光了,现在我到了穷途末路,还要那个明天干什么?”

  毛泽东对张平化说,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集中在这四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他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供给制和食堂看作是平均主义的东西。他对于平均主义表现的认识,已经不限于队与队之间、人与人之间这个层面上,而且深入到供给制和食堂这两个敏感领域。他还说:“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八叔……”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深化。对于公社化以来由毛泽东和由中共中央决定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决定,在一个一个地推翻。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调查工作的那封信中所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的判断和决定”。

  “你听着!我落到这个地步,一点儿也不后悔,也一点儿也不能原谅你的阿玛!我们斗了这么多年了,谁心里不知道谁呢?他不愿我死,是怕落下个杀弟的坏名声;我也不愿意这样地死掉,想让他对我明正典刑,就是你刚才说的刀头上带着皇封的那种死法。现在我要是一死,不但自己死得不明不白,就是后世人也说不清楚。不过,我只要一死,他也别想得到清白。政局上是他赢了,可人心上是我赢了!”

  胡乔木是刚从韶山大队调查回来向毛泽东汇报的。韶山,是毛泽东的家乡,对毛泽东来说,这里是熟人、熟路、熟地方,听起汇报来,自然有一种亲切感。

  也许是允禩过于激动了,他忽然一阵痰厥,两眼翻了上去,面色灰白如土。似乎是想呕吐,可又吐不出来,只是张着嘴呵了好大一会儿才算镇定住了。

  胡乔木说:“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还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④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三个小队长和这三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开展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毛泽东问:“你参加了?”胡乔木答:“我参加了。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胡乔木列举了一些理由,肥料减少了,山林被破坏了。毛泽东说:“还有,浪费劳动力。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胡乔木说:“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毛泽东又说:“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接着又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胡乔木答:“农村里头有些问题了。”毛泽东:“锅灶、柴火、粮食。”胡乔木:“主要还有房子问题。根据韶山公社五个大队的统计,八十九个食堂,已经散掉五十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毛泽东又问:“他要维持干什么呢?”胡乔木:“有个思想没有解放,因为省委宣传部宣传得比较久,都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毛泽东:“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胡乔木:“人民日报写过社论,也说公共食堂万岁。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毛泽东:“要看现在有没有锅灶,有没有粮食,有没有柴火,有没有房子。”胡乔木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说:“我们倾向于快一点解决为好。虽然有些困难,分过了之后,群众还是会陆陆续续自己去解决的。”

  弘时走近八叔身边说:“八叔,我已经把这里的太医撵出去了。下午,让马士科来给您瞧病。您千万要放开心,不管好歹,万岁总是您的哥子嘛!”

  湖南调查组在食堂问题上态度的改变,说明要了解真实情况,特别是食堂这样的敏感问题,必须做深入的调查。走马观花不行,时间短了也不行,只调查一个地方也不行。胡乔木这次对食堂问题的汇报比上一次汇报,深刻得多,具体得多了。他的汇报,把广大群众对解散食堂的迫切希望和要求,活龙活现地展示出来,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听你这一讲,我现在到韶山去,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出来,还不是你讲的这一套。”这时,由中央明令解散食堂的条件还不完全成熟,但湖南调查组关于食堂问题再调查的结果,对毛泽东后来下决心全部解散食堂,肯定是有影响的。

  “哼,天家父子无亲情,何况他这样的哥子?”允禩抬眼看了一下旷士臣他们说,“你们都出去!”

  胡乔木又汇报分配问题。他说:“食堂问题也跟分配问题连在一起,如果把食堂问题解决了,分配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毛泽东说:“现在不是顺三七的问题,也不是倒三七的问题,而是保五保户和酌量照顾困难户的问题,其他统统按劳分配。”所谓“顺三七”、“倒三七”,都是供给制的概念,即工资部分(按劳分配部分)与供给部分的比例。这样,毛泽东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供给制。胡乔木紧接着说:“多数的社员跟干部都倾向于这个意见。但是还有一种办法,大队三七开,小队全部按劳分配。这样做的结果,大体上就是一九开,这样五保户有了保障,一些人口多劳力少的户,也可以过得去。”毛泽东说:“这种户可以喂猪。”意思是说,对他们不必用供给制的办法照顾,但胡乔木仍继续申述自己的理由。毛泽东问:“他们赞不赞成呢?”胡乔木答:“这个意见可以得到多数的同意。”毛泽东又说:“还有另一种照顾的方法,湖北的办法,在分配工作时给他一些便利。”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总想不采取供给制的办法而采取其他办法,来解决困难户的困难问题,尽量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他再次强调:“基本原则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付酬。这里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分配。分配中又有交换,按照价值法则实行等价交换。”

  弘时凑近前来问:“八叔,您有什么话,就对侄儿说吧。”

  毛泽东向胡乔木提出另外一个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胡乔木认为:“现在由小队分配,恐怕还有点困难。因为大队可以超越小队范围组织一些生产、组织一些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是为小队服务的,作用很大。搞得好的,都是靠大队这方面的收入来补充小队。”毛泽东进一步提问:“比如讲,韶山大队十一个生产小队,水平也不一致,分配的时候拉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胡乔木说:“这个问题不怎么突出,干部和群众反应不多,实际上各小队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很多。”毛泽东说,这是私分的结果。胡乔木认为,这里有一个经营得好不好,超产不超产、养猪养得好不好的问题。

  允禩紧紧地握着弘时的手,热切地说:“好侄儿,你手中一定要有兵权。没有兵,你就别想斗得过弘历!雍正现在已经坐稳了帝位,就是我活着,也动不了他一根汗毛。他就是在圣祖的最后时刻,让你十三叔抓住兵权的。要是你十四叔当时不在西疆,他能有这种局面吗?”突然,他的手松开了,他已处在了神志昏迷之中,口里还在轻轻地说着:“天意,天意啊……”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胡乔木问:“主席,你对我们这里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没有什么。就是要用真正听群众的意见这种态度,不能学那个桥头湾小队长那样一种态度。”桥头湾小队长是一种什么态度呢?胡乔木在汇报时,曾讲到韶山大队桥头湾生产小队队长,不给社员分自留地,当然也就不让社员养猪,茅房也只有公共的,没有私人的,思想比较“左”,又坚持自己的意见。

  弘时很为八叔的话所感动,他想,雍正现在把繁重的政务交给自己,却把兵权给了弘历,难道他不是另有深意吗?眼见得几个太医慌忙地奔了进来,他对旷士臣和张熙说:“走吧,咱们也该走了。”

  毛泽东在听取张平化、胡乔木汇报的时候,讲话不多,主要是听,提问题,听得很仔细。对他们的汇报以及对湖南的工作,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性意见。但他敏锐地察觉到湖南工作有些问题,却又丝毫没有流露。四月十一日,毛泽东致信汪东兴,要他打电话给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到湖南住三五天,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毛泽东觉得,湖南同志对于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遍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里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⑤当时,湖南正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多住了几天,主要是为了了解开会情况。

  当天夜里,这位深孚重望,一生都在威胁着雍正的、康熙皇帝的八儿子,在昏黄的灯烛下,望着窗外的冷月,结束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死,他的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他死后,许多曾经受过他恩惠的官员们,也还有人偷偷地在半夜里为他拈香祝祷,求上天赐福给他的子孙。但他毕竟是死了,而他苦心经营了一生的那个“八爷党”,也就随之消失,变成了人们永久的回忆了……

  四月十四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四份材料。四份材料中,最显眼的是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湖南调查组根据韶山一个食堂的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⑥

  张熙目睹了八爷生前的一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了几天,他就告别弘时三爷和旷士臣,回到了他的老家湖南永兴。此时,节令已近重阳,天高气爽,红叶满地,山染丹翠,水濯清波。湖南地处江南,气候温暖,更是竹树繁茂,云蒙雨洒,说不尽的初秋风光。张熙回到家里,顾不得身子疲倦,稍事修整、把旷士臣给他的三百两银子,留下二百两家用,便急急忙忙地赶去见他的老师曾静。

  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把胡乔木的来信及四个附件批给张平化,请他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议,予以讨论。十六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会上,“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⑦过了十天,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名义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在文件标题下面加了一个副题“胡乔木同志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以突出食堂问题。

  曾静今年已是五十多岁了,他听了张熙的经历,兴奋得脸上放光说:“好好,真不愧我教你一场,也不在你千里奔走。贤者不以成败论英雄,何况事情又是大有可为呢?你真算得上是位好儿郎!”

  这是在食堂问题上的真正突破。曾几何时,“公共食堂万岁”,“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必须坚持公共食堂”等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人们都把公共食堂看作人民公社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反右倾”运动中,多少人因反对公共食堂而被批判甚至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情景,人们记忆犹新。人们的思想被紧紧地禁锢着。况且,“六十条”对食堂的规定,总的精神还是要办。所以,在解散食堂问题上,要全党上下达到一致的认识,还需要一段时间,并且涉及修改“六十条”的问题。但从毛泽东的态度,特别是从转发胡乔木的调查报告来看,他是想在将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

  张熙转脸看见师母已经端着饭走进来,连忙欠身站起来接过说:“谢谢师母。”便坐下来和曾静一齐吃饭,饭后师生又促膝畅谈。张熙对曾静说:“这次学生在北京和旷老师谈过几次,因不知老师有什么安排,所以说得不深。三阿哥事情太忙,学生看再多呆也没什么益处,就告辞回乡来了。”

  毛泽东四月十八日离开长沙,经南昌到达杭州,住在刘庄。浙江调查组的全体人员也都搬到刘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

  曾静一笑说:“你是对的,何必一定要说透呢?”说着将两本书推到张熙面前,“这是我新刻的两本书,你拿去读读吧。旷士臣辅佐的是三阿哥,他学的是赵高毁秦的路;我学的是张良,走义兵揭竿而起的路子。其行不一,其心无二,如此而已。”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要邓小平与田家英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定于五月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说:“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小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⑧会议通知于当天晚上发出。

  张熙接过来一看,原来一本是《知新录》,另一本是《知己录》。便说:“察情而知己,温故而知新!老师,您真是好见地呀!”

  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收到会议通知后,按照通知的要求,纷纷到农村作调查。

  曾静拈着胡子笑着说:“其实,这还不全是老生常谈嘛。《知新》这篇,我写的是五胡乱华时的政情民情;《知己》篇则写的是古今祥瑞灾变,说的是天人感应。文章应为世人而作,我写的同样也是圣人的那句话:‘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

  五月初,毛泽东收到陈正人从四川简阳县一个公社写来的信,很高兴。他借复信的机会,再次催促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到农村去做调查。信是写给李井泉和陈正人的,其中写道:“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⑨这时,毛泽东已从杭州到了上海。

  张熙不言不语地看着时,曾静又说:“你刚走时我就向你说过,如今大清的气数已尽了。自古凡将亡之国,必定要出一个暴君倒行逆施的。你看看现在的雍正,他篡皇位、欺兄弟、逼母后、杀功臣,而他的政令却是一头儿栽培田文镜这样的酷吏,一头儿又压制杨名时等正臣。他自己车马宫室、锦衣玉帛的供奉着,还要聚敛天下之财。他这是在无分贵贱良莠,一网打尽地整治百姓啊!纵观吏治,横看民心,他能有好下场吗?”他历数雍正登基以来的种种虐政后又说,“你方才说得很对,要不是被张兴仁这样的人救了,你现在早已是身首异处了。所以,现今当务之急就是劝告岳钟麒起兵反正,这才是上上之策!”

  五月七日,周恩来从河北邯郸打电话给毛泽东,汇报他在武安县伯延公社等调查的情况。周恩来汇报了四个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无收。⑩毛泽东立即将周恩来的电话汇报记录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张熙被他说得热血沸腾,他站起身来大声说道:“岳钟麒不敢进京述职,就是怕步了年羹尧的后尘。但他总是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呀,学生看,他这是举棋不定!老师说的事,宜早不宜迟。学生打算立刻就找他当面谈谈。”

  ①指秧苗的行距和株距各为六寸。“大跃进”中瞎指挥,搞过度密植,许多地方批评六寸乘六寸是“稀植”,是保守。

  “不不不,请稍安匆躁。劝岳钟麒举旗造反,可不是一句话的事啊!你能保证他不把你送上断头台吗?”

  ②毛泽东同张平化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3月31日。

  “那怎么会?他总还算是岳武穆的后世子孙嘛。”

  ③毛泽东同张平化的谈话记录,1961年4月9日。

  曾静说:“自古以来,忠臣家里出逆子,你千万不能以此来衡量他。他如果自认为是汉家儿男,那当初就不会出来做官了。我觉得还是从利害入手劝他,再晓以大义,好生地写封信去。他怕的是雍正屠杀功臣,我们就从这上头下手。我这篇文章写不好,你哪里也不能去。”

  ④《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中,最后一句是:“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

  张熙说:“老师,那你为什么还迟迟不肯动笔呢?”

  ⑤毛泽东给汪东兴的信,手稿,1961年4月11日。

  “唉,我是在为你着想啊!你这一去犹如当年的荆轲刺秦王,凶多吉少啊!我已将近花甲,一切都置之度外了。你可是上有老母,下有幼弟弱妹的人哪!”

  ⑥胡乔木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61年4月4日。

  张熙慨然说道:“这些我早就想好了,家中也已作了安排。老师放心,我母亲也是位深明大义之人。”

  ⑦王任重日记,1961年。

  他们这话说过七天之后,张熙与曾静洒泪而别。这一趟路,足有三四千里呀!张熙抱定了必死之心,也不计较路程的远近。他身上只带了四十两银子,其余全都留给老师,背着曾静给他的一件老羊皮袄,便踏上了西去的漫漫长路。待他来到西宁时,早已是雍正七年的正月了。

  ⑧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61年4月25日。

  张熙先自找了一家客店安下身来,洗洗澡,又换了一身衣服,这才提足了精神去见岳钟麒。来到大营门口,他请守门的军士通禀说:“我是从湖南专程到这里来的,带来了一位故人给岳大将军的亲笔信,请代为传禀。”

  ⑨毛泽东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手稿,1961年5月6日。

  “请问这位先生高姓大名?”

  ⑩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话记录,1961年5月7日。

  “哦,不敢,我叫张熙。”

  五月八日,毛泽东收到胡乔木当天的来信,信中报告最近调查情况。(一)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个减为六个,其中五个不久都将不办。对于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基本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应热烈的程度难以想像,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预计最近即可在湖南全省范围内解决。(二)农村商业问题。湖南省委已决定原韶山的五个公社作成立供销社的试点。(三)手工业问题。中南各省委都决定,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四)城市居民食堂问题。我们在湘潭市调查发现,这类食堂实际上是强迫参加的,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小于农村。(五)国营工厂企业参加和领导城市人民公社问题。这样做势必增加人员,分散精力,实在困难,而且对附近农村的生产也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六)城市工商业和城市整风方面,有很多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迫切要求解决,对此,需要进行专门深入的调查。①

  那戈什哈不再问什么,带了张熙的名刺便走了进去。过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笑着说:“岳大帅正在议事,请跟我来吧。”

  五月九日晨三时,毛泽东将胡乔木来信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午四时半复信胡乔木:“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②

  张熙跟着他来到营里坐下,那兵丁说:“你就在这里等着吧,这是岳大帅的签押房。壶里有茶,岳大帅很快就下来了。”

  五月十三日,毛泽东转发了邓小平、彭真十日来信。邓小平和彭真直接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的顺义、怀柔作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的主要情况是: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规模都已调整,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关于供给制,要求废除,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凡是几年来年年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实行“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制度。关于食堂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关于耕畜、农具,普遍主张归生产队所有。对于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为此,又必须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③

  张熙放眼打量这座签押房时,只见中间的大条案上,堆放着一尺来厚的文书;北边是一面大炕,炕上铺着虎皮褥子;南门靠墙边支着一个茶吊子,在嘟嘟地冒着水气;东墙下是一排白木板凳,其余别无长物。只在西墙下的条案上方,挂着一幅字,上写两个大字:“气静”却既无题头又无落款,显得十分清寒朴实,张熙先就有了一个好印象。

  毛泽东已陆续收到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来信。从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连续转发了其中的四封。④对张平化的来信还写了一个批语,强调调查研究。话虽不多,份量很重:“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⑤这个批语是在天津写的,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

  接着,猛听到外面门帘一响,一个五短身材的汉子大步走了进来,黑红的脸膛上精光四射,一望就知,这就是那位雍朝的第一名将岳钟麒了。跟着他的后边又过来几名小校,帮着他脱去外衣,换上小褂。岳钟麒的脸上,却始终是冷若冰霜,看不出一点表情。张熙的心头不由得一阵突突乱跳。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于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召开。前一段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与会者对情况有了更深入一些、更真实一些的了解;思想解放的程度虽然参差不齐,但总的说来,是前进了一步,比较敢于讲真话,说实情。并且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开得比较活泼。

  “你就叫张熙?”岳钟麒仔细打量了他一眼说,“嗯,好相貌,是个英俊男儿!这么大冷的天儿,你从湖南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不容易啊!”

  会议开始一段,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讨论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讨论粮食问题。六月二日、三日、五日,讨论林业、商业、手工业等问题。最后,讨论了一下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

  张熙突然醒过神来,连忙跪下叩头说:“岳大将军安好!小人就是湖南生员张熙,奉了老师之命特地赶到军前,有机密要事想面禀将军。”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经修改后,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经过反复调查,充分酝酿,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彻底解决。如果没有这样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是不可想像的。

  “啊?你不是来送信的吗?”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春天已经过去,夏荒正在面前。从“十二条”下发以后,农村形势开始有所好转,但是粮食问题依然是十分突出的问题。周恩来和陈云在全体会议上专门讲了粮食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就这个问题讲了话。刘少奇说:现在各种矛盾都集中在粮食问题上。这几年的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不可。现在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⑥陈云分析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四条办法。一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这是根本的。二是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这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是必不可少的。他说:“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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