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福州,但感觉上一点也不陌生。浙江和福建,山水相连,虽然民风有异,但彼此联系紧密。行走在三坊七巷古老的石板路上,满目是明清时期的建筑,感觉十分江南,园林戏台,茶社书店,千年沉着,宠辱不惊。在一个城市的中心,拥有如此壮观的老建筑群,令人感动。在千城一面的今天,福州因为三坊七巷而被区分出来,有了自己清秀的面孔,有了深厚的人文的根基。老建筑里藏着中国文化的心。我们穿着洋装,偶尔喝杯咖啡,但茶依旧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大巴山的雨季,烟雨漫漶,潇潇天雨,宛如一道巨大的轻纱罗帐,将城郭、村舍、河流、山川,皆吸揽于怀。

水,走到这片土地上就不在了吗?飞机降落,舷窗外灰茫茫的。鲁西平原上的冬天,干燥,枯黄,衰颓,看不到绿色,也看不到水的波光。植物的萧落,季节的更迭,生命的轮回,让人生发别样的情思。车行高速,突然看到一道绸带般的水流从眼前穿越,司机说是黄河——只是河流那么细窄,祼露的河床特别宽绰,怎能负载黄河这天上之水的盛名?

从三坊七巷走出来的名人之多,也让人叹为观止。有一部电影叫
《在世界的转角遇到爱》,在这里,几乎每一个转角都可以遇见杰出的灵魂,灵魂的背后都有着和我们沉重的历史休戚与共的故事。林则徐虎门禁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现代性由此开启。自然而然,就有了沈葆桢这样的洋务重臣,他在总理船政大臣任内,重用西方人才,聘用了在宁波海关税务司谋事的法国人日意格任船政监督,并在福州马尾造船,练兵,组建福建水师和南洋水师。作为林则徐的女婿,他脚踏实地、不遗余力地将林则徐等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付诸实践。

车子拐了又拐,盘山而行,终于登上巴中的一座英雄山。山巅的一个平台上,一座丰碑巍然矗立,名为“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念碑”,为书法家魏传统所书。

无论我瞻望何处,再没看到水的踪迹。

严复作为沈葆桢福建船政学堂的弟子,留学英国,他企图探寻西方真理,他的启蒙思想对中国影响深远。特别是他翻译的
《天演论》,使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进化论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柱之一,是五四先贤决定和中国传统文化决裂的思想武器。不论是对或错,在今天的中国,进化论依旧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路径。

伫立碑前,站成数排,我们启动中国作家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仪式。

我并不是为了寻水而来到东阿的。我从小在南方的水边长大,一直与水为伴,水汽水声水浪水的呼吸,经年四季缠绕着我。我常常在想,水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水流过的地方,有世界上最早诞生的道路。大地上的水域图,像脉络丰富的叶片,有干流,有支流,从粗到细,从主到末,水流进时间的过去与未来,也流进人的身体与血液。我们走到哪里,向任何一个方向走去,终将与水相遇。

一个灵魂承载着另一个灵魂的使命。洋务运动失败了,君主立宪也失败了,革命者揭竿而起,从三坊七巷走出的林家后代林觉民成了同盟会的成员,在写下绝笔
《与妻书》
后,与族亲林尹民、林文随黄兴、方声洞等人参加广州起义,受伤被俘,从容就义,成为黄花岗烈士。在林觉民身上,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先行者的思想及其逻辑。三坊七巷的屋檐下,始终游荡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灵。

天雨遽来,先如牛毛,后渐次下大,化作潇潇春雨。我视为天泪。泪也,水也,云也,泪飞顿作倾盆雨,不知雨泪为谁淌?

然而,就在看不到水的夜晚,我听到了水声。汩汩而动,像健壮有力的脉搏起伏;涌涌而行,像田垄上的猎猎大风。我以为窗外有井有泉有河有湖,但推开窗,冷凝澄明的夜色中,还是归于冷凝澄明。这里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缓平坡地,因黄河泛滥漫流沉积而成,盐渍化得厉害。水声若隐若现,浮在耳际,我努力去捕获,依然杳无迹痕。水在黑暗中躲藏,与喧哗的水声沉浮起舞,又在某处现身,拍击有边缘的物体,像是来自远方的梦语。

我曾在宁波生活了二十多年,发现福州和宁波的近代历史是如此相近。中国的近代史,西方列强环伺。在福州马尾,有过和法国人的马江海战。在宁波海面上,有过和英国人的定海之战。后果当然是一系列的条约,福州和宁波共同成为五口通商之地。福州鼓岭有一个外国人的居住地,到处都是西洋别墅,最多时住着数千洋人。山上有洋人自办的教堂、医院、运动场、游泳池、万国公益社等公共建筑。在宁波的三江口,一个叫外滩的地方,也有这样一个社区,至今法国人建的教堂耸立在甬江边,当年的洋房已改造成一个商业街区。这样的外国人社区相当于现在遍布欧美各国的唐人街了。

当地领导感慨不已,说,这是第一次由官方出面组织的活动,可以告慰红四方面军英烈。悲歌一曲狂飙落,英雄之魂是不会死的。那天,登上纪念碑的台基,我怅然四顾,周遭,一道环形之墙,皆为一块块黑色大理石碑文,上边镌刻着某师某团,满满的,数也数不清。碑文之上,皆一户、一村,一镇,一县兄弟和儿女们名字啊。都是寻常百姓,名字很陌生,我们不曾相识。相见之时,他们已经只剩下一个名字,一个符号,遂为成千上万红军烈士的一员。他们都躺下了,成为一级石阶,铺就了一条大道,一条通往新中国的执政大道,可是当下,还有几个知道他们是谁,从何处而来,魂归何地?驻足良久,我蓦地感到,这些烈士的名字的一横一竖,一点一划,皆变成一双双利眸,在审视着我,拷问着我。你们是后来者吧,初心何在,未来又会走向何方?

次日,当地朋友向我揭晓了夜晚的秘密。东阿的水大有来头,在地下潜行数千里而至,炼就了阿胶的魂。阿胶的名声早已遮蔽了水,《神农本草经》记录了她,南朝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唐代孙思邈的《千金翼方》、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谈论过她。但是,水必然比她更早存在。没有水,就没有她。所有的历史都起源于水,她的历史也不例外。水滴成溪流,合成大河,汇聚江湖,投奔海洋,人类的文明诞生于水。水记录,也保存了人类希望了解的一切秘密。

历史是吊诡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成就了一批杰出的灵魂。其中不乏失败者。失败的后果同样也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当年的屈辱之地,比如鼓岭,如今成了一个旅游景点。这看上去很像一个矛盾重重的中国近代史的隐喻,一个急剧变幻的时代的缩影。

我不忍离去,流连于一块又一块黑色碑碣前,穿行于英魂行列之中,依依不舍,可终有一别啊。转身下山,走过一片凹地,再拾级而去,登上陵园的中心地带——塑像园。此处为山巅,地势较平,占地数百平方米,平地最大,亦最高。只见园中一排四座雕像,坐北朝南,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石像,目光炯炯,仿佛在俯瞰一支远征的红军迤逦西行,西望茅草地,朝着康区雪山草地一步步地走近。

我翻开历史的地图,找寻东阿水的痕迹。水,源于太行山、泰山两大名山,水源地植被繁茂,积水潜流千里,继而交汇,水从很远的地方就把自己藏起来了。刹那间,我仿佛洞悉了夜晚水声的秘密。几乎在山的每道缝隙里,水就以孤独者的优雅丈量世界的宽广。那蜿蜒而至、跌宕而至、踽行而至的水,走了那么遥远的距离,忍受众声喧哗中的孤独,只为在东阿写下“济水”两个字——刚柔相济、宽猛相济、相呴相济、缓急相济、水火相济。清代大医学家陈修园说:“其水较其旁诸水,重十之一二不等。”原来这水是有重量的,不是轻浮无力刁声浪气,不是飞扬跋扈放诞任气。重量让这里的水与他处的水有了差别,有了界限。还是陈修园说得好,人之血脉,宜伏而不宜见,宜沉而不宜浮,济水“清而重,性趋下”,正与血脉相宜。再往前追溯,沈括早就在《梦溪笔谈》中写下这“重水”煮出之阿胶的效用:“人服之下膈、疏痰、止吐,故以治瘀浊及逆上之疾。”济水在地下纵横交错,勾刻出东阿大地的掌纹,映现了时间,也映照着生命。

另一个三坊七巷走出来的林启,在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期间,政绩斐然。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下,他创办了三所学校,分别是求是书院、蚕学馆、养正书塾,即是现在的浙江大学、浙江丝绸工学院、杭州第四中学的前身。他开启了浙江现代教育的先河,一手创立了大学、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

左边。往下走几步,矗立一尊略小一点女红军的半身雕像,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同志,江南娇娘,飒爽英姿,颜值颇高,纵使在当下亦堪称女神。令我惊讶的是,陈昌浩与张琴秋,竟是一对红军伉俪,两个人的雕像虽然隔着几步之遥,却像隔着一条迢迢天河,然而,掩不住的是前尘注定。

言说在地下聚流而成的济水是困难的,有来路,又让人看不到来路,有去处,又让人找不着去处。朋友带我去古城封存的东阿井,说在这里可以看到济水的模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东阿“有井大如轮,深六七丈,岁常煮胶以贡天府”。眼前是不是郦道元说的那口井已经不重要了。井口盖着石板,冬至之时才会开启。听音如晤面,隔着井盖,我又听到了夜晚的声音,是井水汩动,是水的自言自语。在这里,济水是世界上最敏感最活跃的神经元。

杭州有一个美好的传统,对事功大者,总要想方设法把他的墓地修在西湖边。林启死后,其后人欲将其遗体运回家乡福州安葬,杭州人则要求把他留在西湖,双方争执不休。最后,因为林启生前有“为我名山留片席,看人宦海渡云帆”的诗句,林家子孙才同意将其安葬于孤山北麓。墓旁为今日的孤山林社。

再往下走,另辟有一小块台地,立有一尊孤独雕像,彼君坐南朝北。与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王树声,乃至张琴秋的雕像背道而去,擦肩而过,背影茕茕孑立,终成陌路。此公盖张国焘是也,一尊半身雕像,戴着红军八角帽,雕像置放于黑色大理石之上,碑文中间写着中共一大代表、红军总政委等头衔,两边,一副对联如此写道:“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辨忠奸留史册”。下联则是:“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对联藏头一个名:国涛,此联沧桑、老道,一副春秋笔法,道尽历史的坚硬与宿命。

朋友说,冬至井盖打开,取水炼胶为上品。冬至阳生,天地阳气复兴渐强,代表一个循环的开始。于是冬至取水成了东阿的习俗,也是庄严的仪式。在这个逐渐丧失仪式感的时代,东阿保存的不仅是仪式,更是传统、道德、尊严和健康长寿的堂奥。

我试图在三坊七巷找到林启的旧迹。没有找到。这个从福州走出来的进士带着他沉重的忧思,把全部心血献给了我居住的城市杭州。我看到时代意志在他身上的痕迹,看看他起的学校的名字,无论“求是书院”还是“蚕学馆”都是中国式的。中国的现代之路,始终和传统有着纠缠不清的联系。今天回过头来看看先贤的道路,我们从中见出他们的矛盾重重和艰难选择。

走出陵园,上车,驶车盘旋至顶,下山,山之南,乃一个唐代石窟,为武则天之子李显当年出钱请工匠凿壁而成。彼为废太子,蛰伏巴中一隅,拜佛,念经,虔敬刻经造佛,祷告李氏江山和家人平安。蜀山岿然,一南一北,石佛、红军,众神列列,令我有几分惊奇,唐代石佛与红四方面军的烈士共一个山头。壮士也,英雄也,金刚也,百姓也,菩萨也,成佛之路,多从牺牲烈士始,英雄之魂一路走来,雄关漫道,苍山如血,最终入英烈祠、伟人堂、菩萨殿。其实人与佛,壮士与金刚,苍生与菩萨,仅在一念之间、一步之间、一岭之间。

冬至取水,在我的故乡是另一副面貌。这一天,白昼变得如此短暂。太阳从傍镇而过的藕池河上升起,琴弦般的光线穿过薄如蝉翼的冬雾。沿着河堤一路嬉戏、脸蛋被风揪打成紫红色的孩子们,冲着空旷的河床呜啦呜啦地吼叫,野树林里几只鸟儿惊飞起来,半青半枯的草蜷缩在堤边,粗糙的草叶上落满了蒺藜条鞭打的痕迹和孩子淘气的脚印。再一抬眼,日头颜色变淡,像一张粉妆未卸尽的脸,等待被河水淹噬。远远地,又传来几声归林鸟的呜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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