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至三国这段时期,为什么在经过大大小小上百次战争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家三足鼎立的形势,而强大如曹操,只是统一了北方而终究未能完成一统天下的夙愿。从全局来看,这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决定的,这也形成了魏蜀吴三家不同的战略思想,而历史人物的作用也是要从属于其战略思想的。

《古文观止》既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历代散文大观,也是一部活生生的散文发展历程。书中不乏陶渊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名家的大作,《左传》、《史记》、《战国策》中的经典名篇也被收入其中。

金庸小说中,刻画了为数不少的历史真实帝王。《天龙八部》小说中出现了辽道宗耶律洪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宋哲宗赵煦、西夏崇宗李乾顺、大理保定帝段正明、文安帝段正淳、宪宗宣仁帝段正严(段誉)等皇帝;“射雕三部曲”里出现了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元宪宗蒙哥、元世祖忽必烈、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大理功极帝段智兴、明太祖朱元璋等皇帝;《碧血剑》、《鹿鼎记》、《书剑恩仇录》等小说,更是把明清之交的皇帝们“一网打尽”:明思宗崇祯帝朱由检、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顺治、清圣祖康熙、清高宗乾隆,还有那个只当了42天“皇帝”的“大顺天子”李自成。

比如曹操,在创业初期,虽能力超群,志向宏远,挟天子以令诸侯,占尽天时,但毕竟实力并不强大,综合实力要弱于关中李傕、河北袁绍、荆州刘表等人,就是袁术也不是说灭就能灭得了的,也要择机而动才行。

一、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这二十位皇帝中,异族帝王占了十六席,汉族天子仅仅只有四席,处于绝对弱势。

于是,这个时候,他需要做的就是先争地位,自己无地位,树立地位,不做士大夫摇头的事情,不同时树立两个敌人。如官渡之战后,刘表和袁绍的两个儿子从南北两面夹击,当时曹操部下有两种意见,一个是两方面都打,一个是先打二袁,后打刘表。曹操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先灭掉二袁,顺势平定辽东。在这之后再南下收服荆州。

【出处】《五柳先生传》(作者:陶渊明)

有人说过,金庸笔下的列代帝王,异族帝王多数文韬武略、英明神武,汉族帝王多数暗弱不振、苟且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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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五柳先生安闲沉静,很少说话,也不羡慕荣华利禄。

这话,需要一分为二地理解。

曹操初期因为实力弱,亟需人才,因而对人比较宽容。投降过来的报赏高,叛逆出去的不追究。后期随着实力渐强,用人标准趋于严格。总体来说,曹操讲究谋略,顺势而动,在最困难情况下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实行民屯增强了实力,最终各个击破,统一北方。其主要任务就是对付割据势力,在当时的条件下曹操也只能做到统一北方。在他之后,曹丕、司马懿只做了扫尾工作,曹操给他们留下的事不多了。

喜好读书,读书只求领会要旨,不在一字一句的解释上过分深究;每当对书中的内容有所领会的时候,便欣然忘食。

这二十位皇帝中,开国之君有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朱元璋、皇太极四人;强国之君有窝阔台、蒙哥、忽必烈、顺治、康熙五人;守成之君有耶律洪基、赵煦、李乾顺、段正明、段正淳、段誉、段智兴、乾隆八人;亡国之君有妥懽帖睦尔、朱由检两人,而李自成算是例外,既是开国之君,又是亡国之君,情况比较特殊。

而蜀汉呢,偏于一隅,实力弱小,做一切事情必须高调。诸葛亮的策略就是巩固军队,尽管兵微将少,但不能战就不能守,要以攻为守。蜀国的战略是必打,以弱对强,采取攻势,而且要快,速战速决才行。其政治号召,是要打复兴汉室的招牌,必须北伐中原。但以蜀汉的实力而言,诸葛亮的战略不会有大的结果,以诸葛之智,他不会不明白,但惟其如此,才能自保。

【背景】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

通过分类可见,开国、强国两类君主共九人,汉人皇帝只有朱元璋一根独苗苗;亡国之君共两人,汉人皇帝却占了一半—-如果算广义的亡国之君,三人中汉人竟然占了两席。

对于曹魏来说,它最大的敌人是吴国,曹魏的主力都在淮南。魏吴战场,曹操赤壁战后不敢南下。曹丕几次想打,过不了江。第三次曾想碰碰运气,但没有水军不行。

《五柳先生传》表明其三大志趣,一是读书,二是饮酒,三是写文章,塑造了一个真实的自我,表现了卓然不群的高尚品格,透露出强烈的人格个性之美。

这么看的话,得出“异族皇帝强于汉族皇帝”的结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以曹魏的力量,基本上是不太在乎蜀汉的,或者觉得鸡肋,偏远之地地形复杂,没有打头,更没有取胜把握。如曹操打张鲁后,司马懿曾建议再伐蜀国,曹操不听。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内部矛盾很多,陷下去后就不能自拔。第二次曹真、司马懿伐蜀,半途退回。第三次曹爽伐蜀败回。三次都是临时决定,没有大决心。

二、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要澄清这种误解,需要从金庸小说特殊的时代背景说起。

司马懿时代更趋于防御了。内部矛盾甚多,必须先给予时间培植司马氏党羽。只能胜不能败。打胜能树立地位,如打公孙渊,地位大大提高了。如果打了败仗,司马氏的势力就会全线垮掉。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金庸小说的时代背景,选择了从北宋晚期到清朝中期的时间段,其中乱世居多:要么靖康之耻前夕,要么襄阳城破关头,要么元末天灾人祸,要么明清甲申之变,换句话说,这种乱世,往往其后续是江山易主、改朝换代。

吴国也有弱点,只防守。只有周瑜有北伐中原的抱负。周瑜曾想分三路大军,一路出秦川,中路出襄樊,东路出合肥,三路伐许昌、洛阳。但吴水兵厉害,骑兵就不行了。吴几次到外面搞马,如到辽东去搞马。每次派将领带兵时,只能给步兵,骑兵很少。因此只能在水上发挥作用,最远只能打到淮南,过不了淮北。

【出处】《报任安书》(作者:司马迁)

宋元明清四朝,汉族政权和异族政权轮流坐庄,三次“革命”,有两次是以夷制汉,故而,反映到金庸小说中,自然铁木真、窝阔台、忽必烈、皇太极等人形象明显强于金、宋、明三朝末帝。

总体上,魏蜀吴三方具有不同的战略特点,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所以曹操只能完成统一北方,诸葛亮的北伐则难有作为。吴国则是依托长江、淮河,以防御为主。战争的胜负,国力的强弱关键在经济实力。东汉末年战乱对社会经济的大破坏,谁想打胜仗,求发展,关键是粮食。曹操、司马懿用屯田的方式恢复了中原经济,保持了北方的统一,及三国中最强大的地位和政权的稳固,从历史来看,这为后来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大意】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

而朱元璋虽然率众推翻暴元,但此人出身低贱、气量狭小、性格阴鸷,登极后清算异己、遍杀功臣,在史书和民间的口碑都不高。更要命的是,与宽仁大度的张士诚、从未降元的陈友谅相比,朱元璋都存在道德短板,所以,金庸先生在小说中,将其设定为颇有手腕的野心家,窃取了明教上下的“革命果实”,并且在身登大宝后,屠戮、迫害昔日战友,人品十分低劣。

西伯姬昌被拘禁而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明之后,才著成《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才撰写《兵法》;

以上种种综合来看,不难让人发出“汉不如夷”的感慨。

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

但金庸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

【背景】《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

朝代更迭,最遭殃的自然是老百姓,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这个危急时刻,需要有江湖草莽间的大英雄、大豪杰挺身而出、仗义行侠,解社稷于危难、救万民于水火。

在文中,司马迁以极其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受宫刑的不幸遭遇。其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英雄气概流传千古,表现出了他坚守理想,坚韧不屈的精神。

天下动荡之际,也正是时势造英雄之机,而这种英雄,不仅局限于江山庙堂,更反映在江湖草莽之间。

三、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

叱咤风云的帝王,也需要一代大侠与之抗衡。

【出处】《谏太宗十思疏》(作者:魏征)

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伯侄三人,便有郭靖、杨过伯侄二人对抗;而脍炙人口的“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口号,简直就是为雄主和大侠量身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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